党史日志|看看历史上发生的党史大事（6月1日——6月10日）
6月1日
1946年6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的电报。电报就中原部队准备突围问题指出：（一）美蒋对我极为恶劣，全面内战不可避免。（二）必须准备对付敌人袭击及突围作战，预拟突围后集中行动及分散行动两个计划。大概在突围及突围后一个时期内，以全军集中行动为有利；而在敌人追剿紧急，行军给养均极困难时，便应分为两股或三股，各自独立行动，可以避免集中行动之困难，而利于分别牵制敌人与互相作战略上之策应。（三）目前时机紧迫，你们应充分注意，并团结内部，准备艰苦斗争。
1998年6月1日，江泽民在会见出席中国科学院第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四次院士大会的部分院士和外籍院士时强调，创新的关键在人才。他指出：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高新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越来越快，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预示人类的经济社会生活将发生新的巨大变化。世界各国都在抓紧制定面向新世纪的发展战略，争先抢占科技、产业、经济的制高点。面对这个态势，我们必须顺应潮流，乘势而上。他指出：迎接未来科学技术的挑战，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创新，勇于创新。科技创新已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我国要跟上世界科技进步的步伐，必须千方百计加快知识创新，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而创新的关键在人才，必须有一批又一批优秀年轻人才脱颖而出，必须大量培养年轻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我们一定要大力培养任用年轻人。这应该成为我们推动科技创新、知识创新和其他各个方面创新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这篇讲话的主要部分以《创新的关键在人才》为题，收入《江泽民文选》第二卷。
6月2日
1925年6月2日，周恩来向黄埔军校学生作题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的讲演。讲演着重论述了军队的性质和组织，指出：军队不是阶级，是一种工具；军队是压迫阶级的工具，而也可以作被压迫阶级的工具；军队的组织有很重大的意义，是实现我们的理论的先锋；军队有种种集成的方式，这方式是依社会环境各时代的生产方式而变迁的。
1945年6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听取叶剑英介绍关于美国在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战场进行军事布置的计划。毛泽东指出：美国现在定下的方针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全面称霸东方，决不会退让。我们对美国的态度是，只要它打日本，我们就愿意同它合作，要他们的最高统帅部派人来和我们谈判，订一个军事条约。美国只帮助蒋介石反共，这种政策是很危险的。会议在听取并讨论各代表团对候选人意见的汇报时，毛泽东指出：选举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自己选不选自己有自由，只有在自己选自己对党不利时才不选，否则就应自己画自己的圈。所有同志把自己想讲的话彻底讲清楚好。历史证明，凡是原则性的问题，敷衍下去，总有一天还会出来。彻底弄清楚，才有利于团结。
6月3日
1951年6月3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进一步阐述志愿军多打小规模歼灭战的作战方针。电报指出：我军过去总想用大包围的方法，企图一次解决敌人一个至几个整师，结果没有达到目的，而包围和歼灭敌军的几个连至一二个营的机会则较多。因此，不要做现在我军还不能做到的事，不要企图打大规模的歼灭战，而应精心设计，寻找机会，多打小规模的歼灭战。
6月5日
1944年6月5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讨论和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过去人们以为从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驱逐日寇的任务，似乎只有国民党才能胜任；现在必须改变此种观点，认为有些只有依靠我党才能胜任，有些主要依靠我党才能胜任，依靠国民党是无望的。因此，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而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责任来。日寇正在没落过程中，西方反希特勒斗争不久可望获胜、太平洋反攻日寇今后必更开展的形势，给予我党以良好条件，一方面发展与巩固根据地，依据现有基础，建设比现在强大得多的军队与地方工作；又方面，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瓦解与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以俟时机成熟，就可使二者相互配合，里应外合地进攻日寇，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从大城市驱逐敌人的根本思想。必须把争取敌占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及准备群众武装起义这种工作，提到极重要地位，改变过去不注重或不大注重城市工作与交通要道工作的观点，唤起全党注重此项工作。
1946年6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美国应即停止助长中国内战》的社论。毛泽东修改了这篇社论。加写的一段文字是：很明白，华北和东北的内战，是由美国代替国民党运送军队和军火之后，才能发生与加剧的，如果没有美国的军事运输，中国反动派要在东北华北进行大规模的内战，就根本没有可能。
6月6日
1943年6月6日，关于紧紧抓住整风这个关键，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电报指出：整风前一阶段注重学风是正确的，但后一阶段便应注重党风。因学风是思想方法问题，党风是实践问题，只有在后一时期（今年下半年）注重党风，才能将思想方法应用于党性的实践，克服党性不纯现象。在党风学习中，自我批评应更发展，应着重提出反对自由主义错误，从思想上纠正党内自由主义。如能在今明两年真正做好整风和审查干部，就是了不起的成绩，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请你紧紧抓住此关键。
1950年6月6日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口头讲话。书面报告分析当时国际形势和国内状况，提出恢复国民经济的条件和任务是：（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必须做好下列各项工作：（一）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二）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三）人民解放军应在一九五〇年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四）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五）须认真地做好失业救济工作。（六）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七）坚决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八）坚决地执行中央关于全党整风等一系列指示。口头讲话提出当前工作的总方针和“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思想。讲话指出：当前总的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要实行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也要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维持他们的生活。对民族资产阶级，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了。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少数民族很重要。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毛泽东在书面报告和口头讲话中所提出的各项方针政策，为全会所一致接受，成为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行动纲领。毛泽东的报告和讲话分别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6月7日
1954年6月7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稿，提出技术改革的问题。他把“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之间的矛盾”的提法，改为“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以及农业技术的落后性质之间的矛盾”。修改稿认为解决这些矛盾的第一个方针是实行社会革命；第二个方针就是实行技术革命，即在农业中逐步使用机器和实行其他技术改革。强调最近几年之内必须在合作化的基础上适当地进行各种可能的技术改革。
1980年6月7日，邓小平会见阿根廷总统魏地拉将军时谈到中国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指出：中国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本世纪末能够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这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采取一切措施和政策的出发点。中国不怕打仗，但中国人同世界绝大多数人一样是最希望和平的。
6月8日
1941年6月8日，《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写的代论《论敌寇两面政策》。文章指出：敌人对我除军事进攻之外，还使用政治进攻的法宝，企图以诱降和分化来动摇我们的抗战意志，瓦解我们抗战的力量，以便利其征服中国，这就是敌人侵华的两面政策。我们的对策是针锋相对，敌人以军事的进攻和“扫荡”来，我们以各线出击和破击战回答他；敌人以政治的诱降和分化来，我们以反对投降和巩固团结回答他；敌人以军事政治双管齐下来进攻我们，我们便以团结抗战来回答他。
1950年6月8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发表讲话，阐述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讲话指出：我们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同整个新民主主义的纲领是一致的，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因此，我们在教育上就要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我们的教育是大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我们教育的方向；我们的教育是科学的，要有科学的内容；我们的教育是民族的，要有民族的形式。他强调：除了极少数反动分子外，我们应该团结所有的教育工作者，凡是在政治上反对三大敌人、在教育上赞成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人，我们都要团结。这是肯定和不可更易的方针。教育改革是比较长期的事，要有步骤地进行，但不能停止不动；要区别轻重缓急，在有些问题上要善于等待。这篇讲话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
6月9日
1941年6月9日，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并彭德怀、左权、罗瑞卿。电报提出在河北平原反“蚕食”斗争的政策，指出：日军在冀南之“蚕食”政策，其目的在于缩小我之活动地区，扩大其占领地区。击破这种政策的中心环节，在于有正确的政策，主要应从政治上着手，而不能只是军事进攻或以军事进攻为主。一般说，我党我军在此种三角地带工作的出发点，应该是善于隐蔽自己，保存实力，处处为民众着想，要保护民众，使民众不致吃亏（也就是保存自己）。对于民众中某些被迫应付敌人的行为，不仅不应尖锐地反对（这不是右倾退缩），反而应该因势利导成为带有计划性的应付敌人的办法，甚至成为策略，打破日军分离我军民团结的毒计。单纯的军事斗争，表面上的尖锐对立政策，将引起敌人残酷的镇压，其结果恰恰是造成群众的恐惧，使敌寇得逞其阴谋。在这些地区内应多采用两面政策，加强伪组织伪军工作，多交朋友，不要大吹大擂（荫蔽自己），群众团体及政权只能采取隐蔽的方式，不能与根据地一样。总之，愈能保存自己，团结人民，孤立日寇，就愈能长久坚持。健强由当地干部率领与地方人民有血肉联系的地方武装是坚持平原的基本条件，特别是这种三角地带其作用更为重大。若无此种地方武装单靠把主力分散去进行游击是困难的。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发表题为《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讲话，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指出：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贯穿了一个鲜明的中心思想，这就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放开手脚，大胆试验，排除各种干扰，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不断地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原有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原有的经济体制，是为了清除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使生产力进一步得到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是一次革命，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6月10日
1937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北方局工作时指出：刘少奇同志提出“保卫华北”、“保卫平津”的口号很好，用以进行政治动员，带国防实际性，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我们应积极进行政治宣传，应在不放弃寸土口号下来动员。
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对投降问题的报告。报告分析目前形势的特点、抗战的前途，提出当前的任务，指出：目前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这种形势，是由于三方面因素造成的：日本的诱降政策，国际的压力和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三种原因中以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为主要原因。国民党存在投降与继续抗战的两种可能性，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性，中国革命都是长期的曲折的。国民党继续同共产党合作，这种情况是我们希望的，仍要力争之。抗战的前途，不外好坏二途。我们力争好的前途，同时准备即使很坏，我们也有办法。我们要从坏的可能性作准备，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不论何种情况，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积极帮助蒋与督促蒋向好的一边走，仍然是我们的方针。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在河北、山东，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所进行的摩擦，是必须给以坚决抵抗的，但必须严格站在自卫立场上，绝不能过此限度。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裂”。这篇报告提纲和六月十三日在这次会议上的结论提纲合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来源：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站